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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六福客栈:好莱坞故事背后的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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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福客栈》——一部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好莱坞电影,故事发生地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

而今东关主街尚保留一些老建筑,走访时正在进行整治,拟建设明清风情街。这里古来就是条商道,村民王廷智撰写的《东关记忆》一书中说,上世纪中期,东关是阳城县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商旅投宿区,街里有商铺作坊160多家,行业50多种,有多家客栈接待往来骡队,艾伟德的“六福客栈”是其中之一。

影片从艾伟德在伦敦寻找中国传教机会开始,场景是高大火车站、整洁街道和落满鸽子的广场等。到天津下火车后则显得拥挤混乱,艾伟德骑着骡子翻山越岭到了阳城,这不完全是史实。艾伟德确实是骑骡进阳城的,但只是从泽州(今晋城)到阳城这一段。她在天津不是下火车而是下船上火车,又转汽车到晋城。1930年的中国仍很落后,但毕竟不同于19世纪,当时山西通火车、汽车已有几十年了。

1922年,美国记者宝爱莲(Edna Lee Booker)由正太铁路进山西,写道:“火车从石家庄出发,蜿蜒穿过山西的葱茏山脉,一路来到太原。雷恩说到这,不免要赞一句那辆法国制造的小火车。它的机车运行平稳而顺畅,车厢干净舒适……”当然艾伟德旅行状况不能同当军阀座上宾的美国记者相比,但片中改变艾伟德的旅程,也使当时中国真正的交通状况被掩盖了。

1930年,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阿林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写道:“山西省,我到那里看过,真是一个模范省,那里的百姓看起来很快乐……有很好的公路,养护得也很好。”当时阎锡山统治山西已十多年,没有阿林敦写得那么好,但也不是电影展示的那样。阳城放足从民初就开始了,20世纪30年代,阳城没有一个县知事(县长)任期超过三年,片中那位和艾伟德共处十年的“满大人”及其治理情况均系“艺术加工”。

“八福”具有基督教内涵,取意于《圣经》。基督教传入阳城是在1903年,晋城教会派罗森及其妻子詹尼·罗森到阳城传教,他们在东关行后巷买了个院子建教会,就是现存的耶稣堂。1910年后罗森病逝,罗森夫人继续传教,1930年因年迈申请代替者,在这个背景下,艾伟德到了阳城。

“没有白虱、没有跳蚤、我们讲故事。好哇!好哇!来啊!来啊!”电影中褒曼扮演的艾伟德在街边卖力地揽客。艾伟德当年吆喝的地点在通济街一个拐角处,现在有家早点铺,寻访时正值下午,铺子关着门,无人路过。影片中客栈很红火,传教的成绩也不小,最后连那个带着一群侍妾的县长也当众宣布,自己被艾伟德感化成为基督徒,并要求记在县志上。

影片中,艾伟德到阳城以后,县长在中央政府派来的军官林楠督导下,开始推动禁止妇女缠足,先后选了3个男子当禁足督查,下乡检查女子放足情况,结果都被乡民打得鼻青脸肿、甚至卧床不起,一筹莫展的县长只好请艾伟德当这个督查。

艾伟德翻山越岭到山村,召集男女老少说“难道没有一个母亲,一个爱她小女孩的母亲”“如果上帝让小女孩有小脚,就会让她生成那样”。一个老妇人让大家看她被裹的脚,之后就有年轻母亲给孩子放脚,孩子父亲表示不满,艾伟德说:“瞧瞧她的脚,瞧瞧看。”很快得到村民响应,禁止缠足迅速落实。用片中县长的话说,艾伟德成了除他之外最受全县民众爱戴的人。

艾伟德确实在阳城县禁止妇女缠足中发挥过作用,但影片表现与具体情况相距甚远。山西禁止女子缠足始自民国初年,1917年阎锡山兼掌民政后即开始推广“六政三事”,天足是六政之一。《禁止缠足告示》中称:“妇女缠足,为害甚大。不独有碍行动,且损坏其肢体……汉人缠足之风,莫甚于山西。是以山西人口愈少,人体愈弱,人民愈穷。其毒与鸦片相等。若不严禁,害无底止。”要求10岁以下女子缠足者一律放开,违者罚款并限令放开,不遵再倍罚,再不遵查办,规定由县知事(县长)负责执行。

《阳城世·阳城事》一书载,1918年海南人吴杰己任阳城知事,落实省府的天足要求,明令凡年在18岁以下的女子一律禁止缠足,西关村村民王某因女儿躲避放足,被罚大洋五元。吴知事夫人是天足,常和女稽查员一起深入乡村,挨户进行稽查。到1930年后,阳城山村仍有缠足者,县里又请艾伟德下乡稽查。直到1940年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阳城才不再出现新的缠足者。

20世纪上半叶,在阳城以至山西,禁止缠足是一项艰难的社会变革,省府做了翔实“规划设计”并严格督导,县里做了大量工作才渐渐落实,效果是逐步显现的。《民国山西史》称:“经过前后五六年的具体实施,据有关记载:女子缠足‘已属少数’。”1929年,梁漱溟到山西考察,作《山西之所见》,写道:“禁缠足有七八分成功。这实在是山西当局一件最大的功德。”

电影里阳城1930年后才在中央政府督促下开始禁缠足,还安排男子当督查,当众让女子放开缠足等,显然和历史情况不一样。1918年县知事夫人已下乡稽查,当时重“男女之大防”,不可能安排男子去检查放足。《女稽查员服务规则》第六条规定:“女稽查员下乡,各带巡警一名。巡警只在被查各户之门外伺候,非经呼唤,不准擅入民宅。”

片中艾伟德讲几句话就实现了全村放足,太理想化了,且那几句台词对推动放足来说也不着边际。如要找“爱她小女孩的母亲”,其实对当时山西农村的母亲来说,给女孩缠足就是爱,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所说:“缠足是作为一种文雅和上层阶级身份的标志而传播的……一个母亲为女儿大了结婚和生活幸福应尽的义务就是这个。”山西禁缠足改革的一项配套措施就是学生不娶缠足女子,违者“处以三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之违约金,并于各校内失去其校友之资格”。

片中表现艾伟德在阳城禁缠足中起决定性作用,很是夸张。还演她去监狱制止罪犯暴动、提倡监狱改革,在艾伟德的自传中,她在阳城并未有此经历。电影对艾伟德经历改动不仅于此,她提出电影第三个问题是自己生命里从无爱情场面,影片却贯穿感情线。男方是那个军官林楠,混血儿,这个人物的背景、经历缺乏史实支撑,只能说是因剧情需要设立。有了这个人物,影片就有了情爱的元素,暧昧、亲吻、别离……故事好看多了,但这故事是英格丽·褒曼的,不是格拉蒂斯·艾伟德的。

片中表现,日军轰炸阳城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艾伟德收养救助孤儿。为保护好这些孩子,她决定带着100个孩子离开阳城到安全地方。林楠认为行路艰险,劝她慎行,艾伟德说:“这就是上帝要我来中国的缘故,带着这些孩子们出去。”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孩子们被带到西安,受到举城欢迎。

然而,只表现逃走的县长和没有信心的中央军军官,并不能反映阳城面对日军入侵的全面情况。1938年卞之琳走访山西,写了《晋东南麦色青青》,其中有“阳城在动”一节:“紧张而又活灵,城门口、街口站了臂上佩‘八路’臂章的双岗,时时刻刻地喊出‘立正!’标语是尤其热闹,五光十色……阳城到底有哪些机关,哪些团体呢?”他从11月23日阳城各界举办的座谈会上抄下了阳城县政府、八路军晋豫游击队、自卫队、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大众剧团等十多个名字,还没有抄全。

卞之琳是新月派诗人,他记录的抗战初期阳城情况,并非电影所演那样没有希望。王家胜介绍说,1938年2月,面对日军进犯,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主任朱瑞和副主任唐天际率领部分干部和学员进抵阳城,着手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3月中共阳城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大力发展党员,组织群众抗日团体,建设根据地,阳城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这就是卞之琳遇到的阳城,也是艾伟德离开时的阳城,面临着危亡和沦丧,也正经历奋起和新生,中国人用自己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影片演到艾伟德在西安接受欢呼就落幕了,那欢呼本不存在,艾伟德的奉献和磨难也没结束。之后她在中国西部继续慈善事业,也饱受贫病困扰,1949年3月在别人资助下返回英国。同一时期,阳城发生巨变,东关日新月异。耶稣堂院东侧“将军府”是明游击将军陈思伊故居,1946年成为太岳行政干部学校所在地,陈赓等曾居住过。不远处的乔府是清代进士乔映伍故居,1946年建立野战医院,后来医院随军南下,一直到达海南岛。

回到英国后,艾伟德在华经历引起了媒体的注意。1950年她的口述自传出版,之后又出版了根据自传改编的《小妇人》。1957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与艾伟德签约拍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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